江西工农银行壹圆纸币：新发现史料揭秘

新发现江西工农银行壹圆纸币史料

洪荣昌

2014年7月，我在江西买到一张江西工农银行壹圆纸币（图1、图2），虽然品相不是十分理想，但也心满意足了，因为此币毕竟是目前发现仅有的两张之一。

为此，我特意写了一篇《江西工农银行壹圆纸币》的文章，发表在2014年第5期《中国钱币》杂志上。

我这篇文章除了属于第一次介绍江西工农银行壹圆纸币实物情况，除了比较新鲜之外，并没有什么独特的见解，对纸币的解读使用的是吴自权先生在1991年提出的观点。这就是：从江西工农银行壹圆纸币正面的两边竖书“增加工农生产”和“发展社会经济”口号看，纸币的设计一改过去铜币券上的“赤色区域，一律通用”的提法，表明此时的江西苏区形势有了实质性的转变，银行的作用即将与时俱进，为苏区的经济发展做更多的工作。并且还认同吴自权先生说的，江西工农银行壹圆纸币并未公开发行，是“券样”。主要原因是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临时中央政府决定成立国家银行，由国家银行发行货币统一中央苏区金融市场，江西工农银行更名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江西省分行，江西工农银行没有必要再单独发行壹圆的银元券了。也就是“券样论”。

2014年第4期《武汉金融》杂志，刊登了中国人民银行吉安市中心支行刘小兰《对未发行的“江西工农银行壹元”券样实证研究》一文。文章说在吉安一收藏者处发现一张江西工农银行壹圆纸币实物（有图片）。据收藏者介绍是30多年前在一农民手里收集的。此币与我收藏的那张属于同一版式。刘小兰对纸币的解读采用的也是吴自权先生的“券样论”，即由于壹圆银币券处在试样阶段，国家银行已经建立，江西工农银行虽有发行银币券的设想并已制版印刷“券样”，但已无发行的必要了。

关于江西工农银行壹圆纸币实物的报道，最早可以追溯到2011年。2011年4月20日，江西省吉安地区人民银行的苏春生，撰文在《中华纸币研究》网，称“1990年3月，我会一会员在泰和县万合乡征集到一张江西工农银行壹圆银元券”。可惜文章中没有附纸币的图片，不知道是不是与刘小兰所说的同一张。

苏春生先生认为，江西工农银行发行货币应分为三个阶段。即“暂借券”发行阶段，该券应在富田一带发行；正式发行铜元券阶段，有拾枚、伍百文、壹千文三种；后期壹圆银币券试样阶段，由于国家银行已经建立，江西工农银行虽有发行银币券的设想并已制版印刷，但已无发行的必要了。

苏春生先生文章采用的也是吴自权先生的“券样论”。

对于江西工农银行壹圆纸币的解读，从1991年吴自权先生撰文《江西钱币研究》至2014年刘小兰的文章，二十三年间如出一辙，其中包括由罗华素、廖平之主编历时十年才成书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货币史》，李年椿主编的《中央苏区货币文物图鉴》，都认同吴自权先生的“券样论”。

2017年8月14日，中共河北省委机关退休的张清华先生，给我发来一张“江西工农银行壹圆”纸币照片，并有附言：“您有专论《江西工农银行壹圆纸币》，此图刊于1931年3月1日，比俄文版《苏维埃中国》早了2年多。”

此事触动了我的敏感神经，恨不得马上看到这本杂志。因为此杂志实在太有史料价值了，它颠覆了钱币学界几十年来对江西工农银行壹圆纸币的解读观点——“券样论”。

2017年11月20日，我代表中国收藏家协会红色收藏委员会，参加河北省收藏家协会在高邑县举办的一个红色史料收藏展。开幕式完后，我直奔石家庄张清华先生家，看到了那本日本杂志。这本杂志十分陈旧，一上手便对杂志本身的真实性确认无疑。

这本杂志是日本《无产阶级科学》月刊，1931年3月1日出版（里面有2月28日印刷的文字）。在第57页刊登了一篇叫《中国革命新闻》的文章，并且在第66页刊登了一幅“江西工农银行壹圆”纸币的正面图片。在第66至67页还有一段说明文字（图3），其大意为：“前面一期杂志说在江西省西南部苏维埃地域中，有小商人说喜欢用政府发行的货币，这里就是实物的照片。这个是壹圆的纸币，印刷了马克思和列宁的照片，江西工农银行发行。这种纸币有伍拾钱、壹圆、伍圆，拾圆等。在江西吉安附近很盛行流通。对于新纸币的流通，说明其政府可能开始获得民众很强的信赖。随着苏维埃纸币的发行，显示了苏维埃政府非常坚固。”

看到这本日本《无产阶级科学》月刊报道的史料，我的第一反应是：江西工农银行货币发行史应该改写了。

此后，我非常注意江西工农银行壹圆纸币史料的收集。近年来又发现5份相关史料。

一是《大公报》1931年2月8日的报道（图4）。这篇报道刊登了纸币的正面与背面图片，比日本《无产阶级科学》月刊还早20天。这张报纸虽然只有“共党在赣私发之纸币”几个字的说明，但却刊登了一篇关于李明瑞、段德昌、贺龙三支红军部队军事行动的综合报道。当然，从报道的文字表述看，报纸的立场是反共的。

这是目前为止发现最早关于江西工农银行壹圆纸币图片的报道史料。

二是《上海画报》1931年5月27日的报道（图5）。这篇报道有一张正面图片和一行“共匪在江西所发行之伪钞所印之图右为马克思左为列宁”的文字说明。从纸币底下的这行说明文字看，此报的政治倾向是偏向国民党政府的。

三是1933年7月上海青年学会书局出版的《今日中国劳工问题》报道。

四是1934年12月29日本东亚经济调查局编印的《中国苏维埃运动研究》报道。

五是1949年7月俄文版《红色中国》的报道。

上述有些史料虽然只有一张纸币正面图片，没有更详细的情况介绍，但这么多史料完全可以证明以下两个客观事实：

一、纸币是在银行建立初期设计印制的，并非是后期印制。

根据《中央革命根据地货币史》记载：1930年10月7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在吉安成立，曾山任主席。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成立，使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有了统一的领导机关，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决定创办根据地内统一的金融组织——江西工农银行，发行江西工农银行纸币。江西工农银行的筹建工作由省苏维埃政府财政委员会主席周冕主持。11月17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在一份紧急通令中要求：创办工农银行须迅速详细筹划进行。于是一面找人设计版面，一面从各个有石印机的单位抽调石印机和石印工人，组织建立江西工农银行印刷所。江西工农银行印刷所最先设在吉安市的友庆巷。11月21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为反击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解决红军给养困难，也要求工农银行立即动手发行纸币。此时,由于国民党军队已开始进攻根据地，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退出吉安城，转移到吉安富田。为解燃眉之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于11月27日发布通令：“本政府为要取得这一决战的胜利，当然要准备充分的经济，为了这一决战的胜利之需，因此本政府财政部以—百万现金创设大规模的江西工农银行”。至此，江西工农银行正式宣告成立。

上述史料说明江西工农银行的建立是非常仓促的，从11月17日开始筹备到11月27日正式成立，只有短短的十天时间。在这十天之内，银行印刷所又由吉安友庆巷搬到富田。由于时间急迫，又要应对第一次反“围剿”战争，江西工农银行不得不采取临时措施，将缴获的国民政府印制的吉安临时辅币，加盖“江西工农银行暂借发行券”和代表革命政权的图印，投放赣西南革命根据地流通。

吉安临时辅币的记值单位是“壹角”，属于银元的记值方法，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银本位制。这说明，江西工农银行一开始在指导思想上就是想要建立银本位货币体系，而不再沿用东古银行的铜元券货币体系。据史料记载，东古银行在1930年已经印制了20万串（1串=100枚=1000文）的铜元券。这么多铜元券弃之不顾，而改用“暂借发行券”，只有一种解释能够说得通，那就是货币体系不一样，江西工农银行想要改用银本位制发行银元券。

江西工农银行货币设计思想，还受到闽西工农银行货币的影响。比江西工农银行早20天，即1930年11月7日成立的闽西工农银行，在江西工农银行筹备期间的11月25日，就设计印制了3万张面额为壹圆的流通券（图6），与银元等值在闽西根据地流通。闽西工农银行壹圆券与江西工农银行壹圆券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框图结构，右边马克思头像，左边列宁头像，椭圆形框饰，中间用花符连接，竖书“壹圆”两个字。只不过前者比较粗糙，后者比较精美一点而已。赣南与闽西毗邻，且那时候根据地之间已经贯通连成了一片。同样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银行，地域又临近，发行什么纸币，使用什么货币体系，纸币如何设计，在指导思想上有内在联系的同一性。

还有一个非常巧合的现象是，江西工农银行印制的银币券，目前只发现壹圆券一种，而闽西工农银行刚建立时印制发行的也是只有壹圆券一种，并且称之为“暂用钞票”，两者如此默契，真的令人惊奇！这种表面上看上去是偶然的现象，也非常值得我们深思。

另外，据史料记载，江西工农银行成立时还铸造了“袁大头”、“孙小头”、“鹰洋”三种版式银元，投放市场流通，数量还不小，每天生产500个以上。银元的流通与银币券的需求，在客观上有一种必然的联系。

加上《大公报》在1931年2月8日的报道。这些都充分证明：江西工农银行早在银行成立之初就设计印制了壹圆纸币。

二、壹圆纸币是流通货币，并非是未发行的“券样”。

可以肯定，江西工农银行壹圆纸币实际上已经发行流通于市。其理由有如下几个方面：

1、从逻辑上分析，纸币既然已经设计印制出来了，不发行流通不符合苏区勤俭节约的精神和雷厉风行的办事作风。

要知道，制作一块印制纸币的铜版，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从过去有关苏区纸币铜版制作情况报道看，一般都要派人到上海去请师傅制作。当时的上海是国民党统治区，国际大都市，国民党军警特务繁多，到这种地方去制作红色政权货币印制的铜板是非常危险的，这么艰难困苦情况下制作出来的印钞铜板，怎么说扔掉就扔掉了呢？不符合常理。

2、从历史记载看，壹圆纸币应该发行流通过。

李年椿先生编著的《中央苏区货币文物图鉴》（1994年6月中国金融出版社）对江西工农银行铜元券印制发行情况的介绍，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壹圆纸币应该在赣西南苏区发行流通过。书中说江西工农银行在战争环境十分艰险的情况下，仍然于1931年7月发行了自己印制的面额为“拾枚、伍佰文、壹仟文”的三种铜元券。

江西工农银行从1930年11月27日成立，到1931年7月发行铜元券，长达7个多月时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不可能只流通一种壹角“暂借发行券”。虽然有些史料解释说在这段时间里，“暂借发行券”与东古银行铜元券同时流通。其实这种解释很难站住脚，道理很简单，江西工农银行建立之后既然与东古银行铜元券同时流通，为什么还要搞“暂借发行券”？这不是劳民伤财？直接使用东古银行铜元券不是更省事。

所以，在这7个多月时间里，发行流通壹角的“暂借发行券”和壹圆的银元券两种货币是大概率事件。

遗憾的是，目前还没有发现江西工农银行壹圆流通券实物。尽管如此，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判断，也不能只根据未发现实物就否定发行流通过的事实。在红色货币发行史上，有很多苏维埃政府发行流通过的货币，到现在九十多年了还是找不到一张实物的情况，如蛟洋农民银行纸币、海陆丰劳动银行纸币、中华苏维埃金币等，均未见实物。江西工农银行壹圆流通券可能就属于这类情况。

3、从众多报道证实壹圆券发行流通的事实。

日本《无产阶级科学》月刊里的文字已经说得非常明白：“这种纸币……在江西吉安附近很盛行流通”。并且评论纸币发行流通的效果是：“开始获得民众很强的信赖”，“显示了苏维埃政府非常坚固”。

可以想象，如果壹圆券真是未发行流通的“券样”，报刊杂志怎么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报道这个事呢？尤其是1931年5月27日的《上海画报》，时隔5个月之久还在报道。实际上，不但在上述所列报刊报道过赣西南流通壹圆纸币的事（包括图片），就是江西工农银行改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江西省分行以后，《今日中国劳工问题》、《中国苏维埃运动研究》、俄文版《红色中国》还在报道此事。

既然几个月都连续报道，甚至此后的几年，十几年间还在反复说这件事，那就证明：此币在市面流通是一个无可置疑的客观事实。

对于目前发现的两张没有编号的壹圆纸币，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该纸币是最后一批印制的，即接近“拾枚、伍佰文、壹仟文”三种铜元券印制发行的时间，原计划是想要盖号码之后拿出去市面流通的，但这时候银行决定改用铜元券，这些壹圆券就废而弃之了，成了没有编号的“未完成券”，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半成品”。

所以，目前发现的两张没有编号的纸币，实际上是被废弃的“半成品”票，并非“券样”。

至于为什么银元券流通使用好好的，从1931年7月开始要更换使用铜元券？由于目前所掌握的史料有限，不好杜撰，只好等有新的史料发现之后再另撰文。

作者简介：

洪荣昌（笔名：红歌），1952年8月出生于福建省武平县，大学文化。年轻时曾经种过田，当过兵，教过书，从政之后至正县处级国家公务员退休。现任中国收藏家协会红色收藏委员会副主任、秘书长，《中国红色收藏》杂志主编，《中国钱币》杂志特聘审稿专家，龙岩学院中央苏区研究院特聘研究员，龙岩市档案馆荣誉研究馆员，武平县博物馆特聘研究员，上杭县博物馆学术委员会专家委员，武平县慈善总会终身荣誉会长。中国红色收藏鉴定师、评估师。

收藏领域涉及邮票、钱币、苏区文物、毛泽东像章等。对苏区文物有比较深入研究，出版过《红色票证》、《红色货币》、《红色收藏》、《红色粮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五分铜币》等专著。曾在北京、福州、遵义、厦门等地举办苏区红色文物展览。其个人事迹在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网、人民网、中红网等多家新闻媒体介绍过。已出版的著作被中国国家图书馆、全国各大图书馆以及美国哈佛大学等海外知名图书馆收藏。大量学术论文被英国剑桥大学等国内外著名杂志、网站刊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