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器时代：艺术与神权共舞

03-14

玉器时代：艺术与神权共舞

古玉在推动中华文明化进程中具有积极的贡献和作用，存在于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之间的玉器时代，是中国文明时代产生的一个重要标志。

近日，浙江古籍出版社推出考古前辈牟永抗先生（1933—2017）的学术著作《中国史前玉器》，在该书中牟永抗先生探讨了史前玉器的分布区域、雕琢工艺、组配情况、成组玉礼器的出现及配伍、象征意义等，认为古玉是探索东方观念形态的重要载体。澎湃新闻经授权节选其中章节刊发。

《中国史前玉器》牟永抗著，方向明整理

成组玉礼器的出现：以神的名义建立起自己的世俗统治

玉器的功能及其社会作用，是古玉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史前玉器来说更是这样。严格地讲玉石同类，而实际意义上的石器并非指石制品，而是专指石质生产工具。由于认识上的误区，似乎只有生产工具才能促进社会生产推动社会前进。由于唐代以后玉器的主要功能是装饰品，在汉代及其以前的古玉中，也有相当数量的装饰品，因而在以往考古报告中，它只能列入生活用具之后属于“其他还有……”的地位。考古学著述中遗物的序列及评价，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研究者的认识层次和水平，也从侧面反映出原先对古玉学术评价的状况。如果承认人类社会生活最基本的分类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大类，也就是通常所称的物质文化（财富、文明）和精神文化（财富、文明），那么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就是人类具有意识活动。因此，在怎样的观念形态指导下进行生产，不能不是人类社会生产的重要方面。所以，装饰品、礼仪物品及各类用品上的装饰纹样，虽然都具有物质的形态，却构成了精神信息的重要载体，成为有效的探索观念形态的窗口。

良渚古城遗址

瑶山神人面纹单节玉琮

过去关于玉器是否起源于生产工具的讨论，其实质无非希望玉器能和生产工具构成亲缘，似乎这样才能跻身文明起源研究的神圣殿堂成为大宗。

众所周知，以礼和礼制为核心的礼仪制度是中华文明进程的一项重要标尺。中华礼仪之邦更是中国文明社会的坚固基石。在各项社会活动中，用以区分尊卑、贵贱、上下、亲疏关系准则的礼制，最终表现为刑和礼的对抗性分离。“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乃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基本法则。近些年，许多研究者在讨论中华文明起源这一反映中国历史上最重大的社会变革课题时，似乎不约而同地引用《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句话，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虽然祀或戎都可以获得社会物质财富的奉献、凝聚和掠夺，但毕竟不是直接的生产活动，前者更是属于观念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概念，距离生产工具范畴很远，反映了新一代研究者在观念上开始挣脱原有的窠臼。但是，祀与戎这两种社会行为都出现在文明制度或国家概念产生之前，我们自然不会根据当时是否出现祀与戎来判断其社会发展阶段。正如以往涉及文明起源讨论中，大家都承认城堡的出现是文明诸要素之一，但是城墙与沟壕、栅栏等防御性营建工程出现甚早，而且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我们只能从量（表象）的变化中去识别和界定其发生质变的特征，才能把握住问题的所在。

王国维《观堂集林》释礼

按照王国维的解释，甲骨文中的礼字，象二玉在器之形，盛玉以奉神人之器。可见在古代中国，无论是“事神以致福”的礼，还是“器以藏礼”的礼，都和玉发生关联。而礼和礼制又是一对既有本质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前者是事神致福的社会行为，后者规定人际之间的等级关系。正确地区别这两种概念，并从中把握如何由事神以致福的礼，转化为礼制的质变过程，当然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大家都知道，事神致福的行为出现很早，人们将最好最优良的材料和最新最精的技艺来制作事神之器是很自然的事情。例如史前的彩陶和白陶制作工艺精于一般日用陶器，它们可能是用作祭祀的礼器，但谁也不会以彩陶或白陶的占有来证明社会性质的变化。风胡子在答楚王时说“夫玉，亦神物”，道出了玉器的本质特征，使我们领悟到玉在礼和礼制转化中的特殊价值。我们之所以用较多的笔墨来表述以消耗大量劳动为代价的琢玉工艺，就是为了证明玉是被古人神化了的物质这一事实。至于如何认识沈阳新乐或小珠山、郭家村等地发现的玉质生产工具，和龙岗寺发现仅仅部分运用琢玉工艺，不少部位仍然保留石器制法“生产工具”的关系，虽然我们在前面有若干文字表述，毕竟没有明确的特异性指证作为证据。所以我们觉得可暂称为玉质石器以示区别。而后者虽然其原料并非石质，工艺上也没有全部采用琢玉工艺，其原因可能和这一地区运用琢玉工艺的时间较晚有关，不妨暂时称为石质玉器，出现这两种情况可能与我国史前文化的多源性和琢玉工艺发展的不平衡性有关。

镂空神人纹玉冠状器良渚博物院藏

但是，玉的神化并不意味着文明时代的到来，在东亚大地上出现史前时期玉器之后，虽然玉器的数量由少到多，体形由小到大，由粒状演变为片状等一系列量变的过程，当时并没有引起社会制度的变化——质变或突变。

瑶山神人面纹单节玉琮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随着商周青铜文明的确立，青铜礼器也就成为中华礼仪之邦中典章制度的主要体现者，青铜艺术品也就成为东亚地区进入文明时代的首项指示器。虽然在商代文明中存在大量精美的玉制品，也只好沦作青铜器的附庸。既然现在知道青铜礼器之前存在着玉礼器，那么这些玉礼器究竟仅仅是“事神之器”，还是具有“器以藏礼”和“唯器与名不可假人”那样成为等级制度的物化，不能不成为史前玉器研究的焦点。单纯事神之器和体现等级为核心的礼仪制度之器的根本区别，就是它们的持有者是否凭此获得特殊的社会权力、地位和身份。史前晚期阶段玉器在琢玉工艺进入块状大型制品，由穿缀件、组装件、镶嵌件三种组合形态，器表高精度镜面抛光以及用繁密阴线徒手雕刻的人形化太阳神形象等等表象后面，发现玉器的整体功能已经发生了类似质的变化，这就是出现成组的玉礼器。

瑶山M10：15、16、19琮

这组玉礼器可分为三个部分：

一为事神之器大量增加，出现了一套以事神为功能的专用玉器，如琮、璧、冠状器、兽形玦和勾云形佩等等。

二是源自武器或工具的礼仪化，最有代表性的豪华型安柄的玉钺和锥形器。在良渚文化中发现的玉钺上雕琢着十分完整的太阳神人形化的形象，并在其下侧雕琢着一只飞鸟，十分形象地表现出以武器为代表的军权和以信仰为中心的神权相结合。如果石家河文化中确实能复原出由人头像、兽面像和鸣叫状玉蝉组成的权杖，将具有更大的说服力。

反山M12 以琮为座的豪华权杖

三是上述占有者的服饰和佩饰。随着前面两项权力的出现，在原先作为“神物”或信仰的物质表现为内涵的饰物基础上，涌现出一批特殊的专用饰件，如凤形佩、龙形环、龙首镯、半圆形器、三叉形器、雕琢精美的璜、各种形状的镂雕饰件和各种动物题材的缀件等等。

瑶山M10 头部复杂玉头饰出土状况

在上述三大类中，以第二类武器的礼仪化是礼和礼制的根本区别点。武器的神化，使得琢玉工艺及其制品的占有者，可以凭借神的力量成为显贵者阶层，并以神的名义建立起自己的世俗统治。我们觉得可以将玉钺作为礼制出现的重要标志，一柄由龠和镦组装起来的豪华型玉钺，不能不是特殊社会权力的象征物，并且从此奠定了中华礼仪制度的基础。

反山M12大玉钺和神像

玉器时代：中国文明时代产生的一个重要标志

纵览我国史前玉器的自身发展和发现研究，两方面都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历史过程。在认识和探索的曲折长河中，目前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在总体上仍然只是前人基础上的某些前进。以往的艰难和挫折，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有值得记取的经验教训，它们必将转化成激励勇士们继续攀登的信心。

当我们将史前时期琢玉工艺的成果与同期其他质料的制品比较时，玉器的雕琢显然名列前茅。如果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考古成果是将青铜艺术品恢复到其应有的历史地位，那么经过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证明在青铜艺术品之前还存在着玉雕艺术品，而且两者不论在总体功能或具体的表现手法上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已经是众多研究者取得的共识。由于青铜艺术品多数是容器性礼器，而以往史前的玉雕艺术品恰恰缺乏这类容器，不能不使人感觉到两者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缺环和空白。最先从良渚文化中得到确认的镶嵌用玉，证明了在玉雕艺术品的群体中，存在着以镶嵌为特征的容器。

目前虽然只能在众多的这类容器中，剥剔或辨认出杯、盘等少数器型，但却雄辩地说明由镶嵌的玉件使容器外表呈现凹凸起伏，并以此组成浮雕式装饰图案的制品，正是青铜容器的直接前身。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良渚文化分节式玉琮的仰视展开图，是一幅与含山凌家滩87M4出土玉牌饰上的纹样十分相似的画面。这类画面又可以在青海贵南齐家文化的铜镜及殷墟妇好墓等发掘中所见的多件铜镜的花纹中重现。这种圆形片状铜制品的本来功能，真的只是日常生活用的镜子，还是具有类似阳燧那样成为巫术或某种信仰行为的法器？古人心目中从特定的岩石（铜矿石）经高温熔炼出来，凝固后经过打磨会呈现金灿灿光芒的物质性状，在功能上和玉（具有光泽的岩石）联系在一起，是完全可能的。如果在此基础上我们再从全球的视野来遴选史前时期的工艺美术品，那么玉器将无愧于东方史前艺术瑰宝的称号。因此，透过玉器这项东方世界特有的物质文化，在这些伟大而又没有实用价值的艺术品背后，探索和发现古代东方的神秘观念形态、社会模式和文明历程，将是我们任重而道远的光荣任务。

良渚分节式玉琮仰视展开图

成组玉礼器的出现，是社会生产力提高和社会内部结构产生一系列变革的结果。此时，大型墓葬的随葬品，已由陶器为主转化为以玉器为主，它们是农业和手工业分离以后的产品。微雕的人形化太阳神和繁密装饰，连同使器表呈现玻璃那样镜面效果的高精度抛光，都比剖割玉材消耗更多的劳动量。在这些多工序、高技能的专业化劳动中，折射出脑力劳动的程度日益加强，并可能出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的趋势。很可能包括采觅玉矿在内的琢玉工艺已具有垄断性，并使他们获得特殊的社会地位，成为与一般氏族成员不一样的显贵者阶层。他们死后拥有棺、椁俱备的双重葬具，可以埋在具有祭坛功能的高台土冢或台阶式的积石冢之内，有时还出现人祭或人殉。这些高台土冢或坛、庙、冢，应是后世庙堂建筑的前身，它的出现，反映了动员大批劳动者进行自身物质生活之外的大规模营建工程的社会权力的存在。这种社会权力自然掌握在死后能埋在那里的显贵者们手中。

良渚古城及外围水利系统结构图

红山文化的坛、庙、冢，石家河文化大型中心聚落及其防御性建筑，良渚文化遗址内面积近三十万平方米的超巨型具有信仰或祭坛职能中心址等等，都萌发着类似以后城市和乡村那样社会财富不平衡流向的城乡分化。种种迹象表明良渚文化中可能已经出现文字。综合上述情况，我们认为当时已经形成虽然还不成熟，但已具备雏形的类似国家的政体，我们称之为玉器时代。

苏州澄湖J127：1 良渚文化贯耳壶上的良渚文字

关于玉器时代，早在五十年代就有学者提出。随着史前玉器的发现，愈来愈多的研究者对历史上的用玉文化及其对中华文明出现所起的作用取得了广泛的共识。对于在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之间，存在着一个玉器时代，似乎旅居海外的中国学者表现出更高的热情和积极性，不少知名度很高的学者，都曾对此发表过很有见地的论述。可能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地方，才能比较清晰地观察到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区别。请允许在这里节录五年前与汝祚先生共同撰写的一段话“玉器时代是东亚地区相对的稳定和封闭的地理条件和以集权专制主义、种姓奴隶、农村血缘公社为特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特定产物。只有将东方文明社会安置在玉器时代的前提下，才能将它的特殊性表达得更为完整。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玉器时代的提出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研究的继续和突破，或可认作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考古学研究。……玉的神化和灵物概念是玉器时代意识形态的核心。被神化了的玉，一开始就将人世间的统治和权力笼罩在神秘的袍套里，相信神的力量、信奉超越自身、超越现实的精神力量，在文明起源时代就在民族心理上、意识上印下了胎记。中华民族形成爱玉的民族心理，也植根于此”，作为本文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