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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遗址位于东西长40、南北宽仅5千米的洛阳盆地中部偏东，今河南偃师市西南约10千米的洛河南岸，洛河与伊河相汇处在二里头遗址以东约9千米处。根据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伊河与洛河在唐代以前是在二里头遗址以西不远处汇合，二里头遗址最初应该位于伊洛河北岸。洛河改道改变了二里头遗址与河流的空间关系，并最终形成现在所见的遗址地理形势。遗址规模较大，结构复杂，至少在第二大期时已经具有后世都城的气象。下面，我们还是按照凯文·林奇的城市要素分析的方法，对二里头邑聚的区位选址、范围界线、道路结构、功能分区等要素进行讨论。

一、邑聚的区位与选址

二里头遗址地处海拔120余米的伊洛河冲积平原上，北隔今洛河可见逶迤东去的秦岭余脉邙山，南则可遥望今伊河和嵩山向西的余脉万安山。邙山低矮，海拔不过300米左右，而万安山高峻，海拔可达1400米以上。地处两山夹河的狭长小盆地中的二里头遗址，与该地区其他古代遗址和历史城市一样，都是沿河线性分布，就古代都城遗址来说，二里头遗址以东6千米是商代早期的偃师商城，向西则依次是5千米处的汉魏洛阳故城（包括西周成周城）、17千米远的隋唐洛阳城和24千米远的东周洛阳城和汉洛阳县城。洛阳盆地内的这些历代都城都是沿着洛河（或汇流后的伊洛河）东西移动，并且总体移动趋势是下游的城址年代早于上游的城址。这些，对于我们理解二里头遗址的选址会有所帮助。

图一 二里头时期洛阳盆地水系推测

二里头邑聚与后来的偃师商城、成周古城、东周王城和汉魏洛阳城一样，都位于黄河的支流洛河（包括古伊洛河）的北岸，洛河和伊河从周边的山区进入洛阳盆地的平原以后，由于流速骤然放缓，泥沙沉积，淤塞河道，特大洪水时期就容易导致河流改道。后世的洛河和伊河都曾改道，使得原先从二里头遗址南侧流过的伊洛河改变为伊河在更南处流过，而洛河从遗址北侧流过（图一）。早于二里头文化的时期，这种洛河在洛阳盆地内南北摆动的现象也会存在，从而造成盆底平原呈现东西向条带状地貌的现象。我们知道，今二里头遗址南侧是古伊洛河改道后形成的条带状低地，遗址北侧则是今洛河所在。今洛河河道的位置在洛河改道流经这里以前，也是一处低洼地带，东周时期称之为“圉泽”。《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周王室内乱，周王出逃，在晋国军队帮助下才返回周王城，周王的行程是先到“尸”地，“召伯逆王于尸，刘子、单子盟。遂军圉泽，次于堤上。癸酉，王入于成周”。其中的“尸”即汉代的“尸乡”，今偃师商城的尸乡沟还保留了古代的名称；成周也就是汉魏故城中的周城，这里从西周到东周都很重要；位于二者之间的“圉泽”，应该就在二里头遗址一带。有学者已经指出，二里头遗址以北洛河对岸的古城村发现的东周城墙，就是东周的邑聚“东圉”，该城邑应该位于圉泽附近。圉泽面积也应该较大，周围地势低湿，以至于周晋军队只能驻扎在堤上。二里头邑聚当时是南侧靠大河，北侧不远处还有水泽洼地，只有东、西两个方向便于沟通遗址内外。这是我们可以得到的当时遗址周围地理景观的印象。

二里头遗址所在地域的地形是高出南北两侧的一处台地，台地总体上是西高东低，“海拔120米等高线分别位于遗址以西1公里余、以北2公里余、以南近4公里处。……遗址外围（以东、以南）的海拔高度则为117-118米”。遗址东西最长约2400米，南北最宽约1900米，“遗址范围内的海拔高度大多为119-121米，以东南部和东部最高，最高海拔达121.5米左右”。根据早期考古报告所附地形图，遗址区域的整体地形是南端略高而北端稍低，南端最高处相对高程104.5米，北部最高处相对高程102.5米，南北高差达两米（如果转化为海拔高程，则南端最高处为121.5米，北部最高处为119.5米）。遗址东西两端高程基本相同，都为海拔119米左右。遗址内地形大致平坦，但略有起伏，平均海拔高程也在119米。在遗址范围内，除去南部边缘的老四角楼区域外，还有两个区域地势较高：一处遗址中南部的宫城所在区域，这里地势宽平高亢，海拔约120米（103+17）左右；另一高处是宫城区以北的二里头村南一带，海拔高程也为121米（103+17）左右，但高地的范围较小。如果我们把整个遗址的海拔高程119米以上区域都进行标注，我们不难发现，这个区域正是遗址的基本区域，遗址范围内的所有重要遗存基本上都位于这个区域；如果我们只观察遗址中海拔高程在120米以上区域，那么遗址从南至北三个较高区域，其面积南端的最大，中部的次之，北部的最小，遗址的作坊区、宫城和仓储区（或认为是祭祀区）正好依次排列在这三处高地上。（图二）由于遗址南部的高地范围广阔，而遗址北部的高地范围不广，二里头宫城区选取在遗址中南部，从而使得整个遗址的重心偏南，这也可能与当时二里头的地形地貌有关。

图二 二里头遗址高程分析图 底图使用《偃师二里头》图3和《考古》2004年11期24页图一重叠改绘

二、邑聚的范围与中心

由于洛河北移后紧贴二里头遗址北缘流过，遗址的北部是否被河流冲毁了部分？如果有部分遗址被洛河冲毁，这部分有多大的范围？是否会影响我们对遗址范围和形态的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针对上述问题，在遗址及其周边地区开展了系统的勘探，基本上查明了遗址的范围。

遗址的北部边缘是后来的洛河，由于洛河的泛滥及冲刷，“遗址在这一代遭严重破坏，其北部的原始边缘已无法廓清”。在遗址北侧的洛河对岸古城村一带，还发现有二里头文化的堆积，原报告认为，古城村遗址与二里头遗址北缘有600余米宽的洛河相隔，“属二里头遗址近旁的卫星聚落的可能性较大”。报告的判断无疑是合理的。古城村的二里头文化堆积与今古城村一样，都位于地势稍高的地方，“村北为一东西向的槽状低地”，村南今洛河河床所在地在洛河改道以前，很可能也应该是一道东西向的低地，因此洛河改道时河水才夺路东去，形成如今的洛河。二里头遗址的北部边缘就在今洛河大堤北侧不远，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

二里头遗址发掘现场

遗址的南边受限于古伊洛河，当时的二里头邑聚就挨着伊洛河营建，遗址南部边缘应该就在伊洛河故道的北岸。尽管邑聚废弃后因失去对防洪的管理，古伊洛河的洪水可能会在一段时期内（也就是洛河改道前的一段时间）对遗址造成一定破坏；但由于东汉至北魏时期不断筑坝引洛河水入阳渠，以增加水量保障漕运，因而导致伊洛河故道水量减少而逐渐淤积，洛河逐渐北移导致伊洛河故道最终废弃，古伊洛河对二里头遗址南缘的侵蚀时间主要是商至西汉间的一段时间。报告根据遗址东南边缘“尚有断崖保存”和遗址西南边缘为湖泊边界等迹象，推断“遗址临河的南部边缘应大体在这一线”，这是符合情理的。由于遗址西南有古伊洛河裁弯取直形成的牛轭湖，无论该湖在二里头邑聚形成之前还是形成之后，这里的遗址西南边界受到河岸或湖岸制约，位置应当变动较小。今二里头遗址范围内的最高处，就在遗址最南端的老四角楼，这里海拔高程达121.5米。牛轭湖会减缓河流对遗址的冲击，较高的河岸也具有较好的抗冲击能力，遗址南部边缘总体上来说，应该与当初变化不很大。

遗址的东部边缘比较明确，报告根据清代洛河泛滥形成的淤土／沙层与遗址东缘的文化堆积层间还有十余米的生土间隔，推断“现存二里头遗址的东缘应属遗址的原始边缘，而非晚期破坏所致”。由于晚期洛河的泛滥从北至南，一直到遗址东缘外不远都有河水泛滥的淤积，遗址东北部所受洪水冲击和破坏就更加严重，目前遗址东北部的文化堆积很可能已被洪水冲毁，原先的遗址北缘东段应该在二里头村北端晋洛河大堤向东的延长线，东缘北段则大致相当于圪垱头村东边向北的延长线一带（有可能还向西略收一些）。而遗址东南缘的那道斜向的断崖，其高度在海拔120米（103+17），断崖上下的高差从东北向西南，不是逐渐升高而是逐渐降低（东北圪垱头南断崖高差3米多，西南靠近老四角楼处的断崖高差只有2米），也就是越靠近古伊洛河地势反而越高，古伊洛河水对遗址的冲刷似乎不是直接的，而是回水的反向浸泡所致，这种破坏力应当不是很大，遗址当初的东南缘应当就在今断崖处东侧不远处。

二里头遗址发掘现场

至于遗址的西部边缘更加明确，西端和西北边缘外，“文化堆积以外即为生土”。即便在遗址西部，文化堆积也不太厚，“属遗址中心区以外的一般性居住活动区”。这一区域的遗址边缘向西突出，可能与西南部的伊洛河或牛轭湖挤压了二里头邑聚的西南部有关，也可能与二里头邑聚当初的东西交通线路位于这一带有关（下详）。由于遗址西部文化堆积较薄，主持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的赵海涛和张飞先生还推测，二里头邑聚中心区的西缘可能还在文化堆积区西缘以东，“二里头都邑西部边界的可能位置”在二里头遗址范围的东北端至西南端的连线一带。笔者赞同这个推测，但认为由于遗址西南正当古伊洛河水势冲击的方位，即便这里是河流边缘的牛轭湖，在洪水季节也会受到河水的冲击侵蚀，原先邑聚的西南边缘可能比现在遗址文化堆积的西南边缘要更向西一些。

就邑聚的边缘界线来说，遗址南、北的河流和水泽形成了邑聚天然的内外分隔和防御屏障，只需在邑聚东西两侧挖掘壕沟，竖立栅栏，或修筑城墙，结合南北天然障碍，就可以将邑聚围合起来。不过，在二里头遗址周围，迄今没有发现有城墙的迹象，只是在遗址东缘和东北发现有长过500米、宽约10米的疑似壕沟的遗迹。这些沟状遗迹是由一连串大型灰坑组成，其走向“大体呈南北向而在北端又圆转向西”，向南延伸到圪垱头村中，其挖掘年代为二里头遗址第二大期早期。由于该沟状遗迹中间有多处中断，故发掘者排除它作为防御性壕沟的可能性，但也认为“它作为二里头文化时期文化堆积和其外生土的分界线，应具有区划的作用，是都邑整体规划的二里头遗址的东部边界”。刘绪特别关注二里头遗址这道沟状遗迹，他指出，二里头遗址东缘的沟状遗迹“长度可观，体量非同一般，甚是特别，而且北端又‘圆转向西’拐弯，它若继续向西延伸就为排除防御性壕沟的可能增加了难度”；联系到河南新密新砦、巩义花地嘴、新郑望京楼、登封南洼、山西垣曲古城村这些二里头文化遗址普遍使用壕沟，“且往往与自然河流相结合，共同构成一防护体系”，暗示了二里头遗址这道沟状遗址与河流等自然阻碍共同构成遗址边界的一种可能性。

三、邑聚的道路网络

二里头的人们当初选择建立邑聚的地方，如上所述，是位于古伊洛河和圉泽洼地之间的一道地势相对高亢的带状阶地。这道东西延伸较长，南北宽度有限的条带状台地，既有利邑聚防御，方便人们用水，还有利于东西向陆路交通的发展。

二里头遗址发掘现场

就邑聚的道路结构来说，早在二里头第二大期早期，就已经基本确定了邑聚的范围，规划了邑聚的分区，在邑聚中心区布设了笔直的城内道路。这四条道路的始筑年代是否同时，发掘者表达略有差异。其中一篇文章表达为“这几条大路的使用时间均较长，由二里头文化二期沿用至二里头文化四期或稍晚”。另一篇文章表达为“二期早段：宫殿区东侧大路开始出现”；“二三期之交……宫城城墙建于大路内侧，开始形成墙外新道路”。从考古报告的叙述来看，中心区四侧的道路都有早期即二期的路土，所以报告用“二里头文化二期时以四条大路为界”，“这四条大路构成了二里头都邑功能分区的重要界线”。二里头邑聚围绕后来宫城区的四条道路应该营建于宫城建立之前，也就是二里头文化第二期之时。这些道路既宽且直，平均12-15米，最宽处达20米，由于已经发现的四条道路正好是第二大期后期营建的宫城周边的道路，为了方便起见，我们仿效赵海涛的做法，将这四条道路分别称之为宫东路、宫南路、宫西路和宫北路。这四条道路不仅围绕后来宫城区一带，还向四方直线延伸，其中宫东路已探明长度700米，南北都超越宫城区相当长一段距离；宫南路和宫北路也向宫城以东延伸，已经探明长度超过了宫东路一段距离；宫西路似乎也从中心区向南延伸，但延伸至南区以西的道路即宫西路南段，其宽度尽管与宫西路中段相同，但营建年代是否与宫西路的中段同时，目前还有不同的认识。这些道路的出现，是邑聚结构的重要变化，当初道路营建时，除了路面建设外，四条大道两侧应有标志物或区隔物，否则人们难以沿着规划的大道行走。这正如刘绪指出的那样，“‘井’字大路一定是经过统一规划，在当时的地表存在标识物。……我以为，在宫城城墙未筑之前，沿大路内侧应该有木板或篱笆一类木构设施。这样，即使大路路面不高出当时地表，木构设施也可作为大路的地上标识以限定人们的行走路线，同时还能成为隔离宫殿区与外界的屏障，使宫殿区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大院落”。这些竖立在街道两侧的区隔物，可以是挖掘的沟渠，也可能是竖立的栅栏，还有可能是木构的临时性围墙。在二里头遗址第二大期后期修筑了夯土的宫城以后，更强化了这个“井”字形路网，从此，二横二纵四条道路就固定为二里头邑聚的基本格局。

图三 二里头邑聚道路和分区示意图

自从二里头遗址“井”字形道路发现以后，学术界就高度重视这个决定了邑聚结构和分区的道路系统，已有学者对照后世的文献来分析二里头邑聚的格局和功能分区。杜金鹏早就认为：“对照看来，《考工记》等所谓王城交通网络，与二里头夏都大同小异，只是二里头遗址只有4条干道，缺少对应宫城南北、东西轴线的2条干道。而明代王圻、王思义编辑《三才图会》中的都城图，则与二里头遗址恰相符合。”将二里头遗址第二大期前期出现的两纵两横干道视为二里头邑聚的最重要的结构布局要素，这是很恰当的，认为二里头邑聚整体呈现被“井”字形路网分划的九宫格结构，这也是一种合理的解释。不过，二里头遗址中心区这个“井”字形路网是否延伸贯通整个邑聚？在“井”字形中心区外是否还有纵向或横向的道路？目前已经探明的“井”字形路网，仅宫东路中段向北、宫西路中段向南延伸较远，但也仅及中段的一半多一点，其他都是推测的道路延长线。从二里头遗址的范围来看，如果以被道路围合的中心区为邑聚区划模块的话，那么，除了中心区以东和以南只有一列或一排模块的空间外，在中心区以北还至少有两排、在中心区以西至少还有两列模块的空间。换句话说，在二里头邑聚北部和西部都还各有一条道路的位置，二里头邑聚也还存在着三纵三横、三横四纵这种路网布置的可能性。在上述几种可能性中，两横两纵的邑聚路网接近于后来“方里为井”的城邑格局，而三横三纵则接近于后来的“方九里、旁三门”的王城格局。二里头邑聚有无可能采用后一种道路网络，还有待于今后的考古工作去验证或排除（图三）。

二里头邑聚中的道路遗址

二里头邑聚内的两横两纵四条大道，它们是向四方延伸一直通往邑聚之外，成为邑聚与邑聚之间的连接道路呢，还是只有其中部分道路通过二里头邑聚的出入口（如城门之类）与邑聚间道路相连，另一些道路只作为邑聚内部的连接道路，向外延伸到邑聚边界就终止呢？杜金鹏认为，“就现有资料而言，可以认为二里头遗址四条干道构成的交通网络，应该是这个都邑的基本路网。也应该是连通城邑的主要道路”。这只是一种可能性。由于二里头邑聚所在的洛阳盆地，南有伊洛河和嵩山山系，北有邙山山系和黄河，南北两重山水的阻碍，使得包括二里头邑聚在内的古代都城都以东西向的交通为主，南北向的交通为辅。二里头遗址的文化堆积范围，大致呈现东西长南北短的平面形态，其中西侧中部向西凸出，这一区域文化堆积较薄，很像是邑聚出入口内外道路两侧的遗存现象；在二里头遗址东侧与遗址西侧凸出部相对应的地方，也有向东凸出的遗存堆积现象。参照二里头遗址东侧不远处的偃师商城遗址东、西城墙各辟三座城门，南、北城墙上只有一座城门，并且古代一直有一条东西向的河道或沟渠（“尸乡沟”即汉魏的“阳渠”）在城的中、南两座城门之间穿城而过，河渠走向与南北道路基本平行等现象，二里头邑聚也应东西门较多才是。二里头邑聚规模小于偃师商城，从二里头遗址的格局来看，如果当初东、西各有两道门，南北各有一道门，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二里头宫城已经发现的宫城门，东宫墙上有三座，南宫墙西南角有一座或两座，其余两面还没有宫门发现的迹象。西南宫城门是一座可能带门塾的宫室建筑，应该最为重要，从西南宫门出宫城，可以沿着宫西路南段即作坊区西垣墙外大道直抵古伊洛河，却也容易受阻于大河边；东宫墙上的三座宫门尽管是没有门厅类建筑的相对简易的宫城门，缺乏礼仪需要的建筑等级，但也说明东面是人们主要出入的方向，出入邑聚的门也应该较多，这也是东、西“城门”应该较多的一个证据。

四、邑聚的功能分区

自从二里头遗址第二大期早期出现的“井”字形大道将邑聚划分为至少九个区域后，我们可以将这九个区域分别称之为中心区或宫城区、正东区、正南区、正西区、正北区、东北区、东南区、西南区和西北区。不过，正如前面在邑聚路网分析时已经提到的那样，二里头遗址“井”字形路网只是基于现有考古发现的邑聚格局的一种可能性，如果今后还有其他平行于“井”字形道路的其他贯通遗址大道的发现，那么邑聚的分区数量还会增加。这里，我们暂且基于现有资料，也就是认为二里头邑聚是“九宫格”形的道路网络，对二里头遗址第二大期时期的功能分区略作分析。由于目前的资料还不足以支撑对二里头整个邑聚九个区的功能确认，这里只能对其中部分区域进行说明。

二里头邑聚的中心区及其以南的正南区，考古工作开展较多，学术界讨论的论文也多，中心区是宫城区，是二里头邑聚乃至于二里头国家的行政管理中心；正南区是作坊区，二里头邑聚高品级器具的制作加工都在这个区域。这些功能定位应该都没有问题。有问题的主要是二里头邑聚正北区究竟是宗教祭祀区还是仓储区，以及东北区除了一般居住区和墓葬区外，有无其他功能的问题。

二里头遗址的手工业遗存

在二里头遗址正北区中东部和东北区，也就是与宫城区隔了一段距离的二里头村南，曾经发现三组4座比较特殊的建筑基址，其年代都在二里头遗址第二大期。这些建筑基址散布在一座高大的东汉墓冢的正南侧和东北面，估计当初挖掘墓穴和夯筑封土时还毁坏了一些这类建筑基址，加上没有发掘的这类建筑遗迹，原先的数量当不止此。4座特殊建筑有方形、圆形和方圆结合的三类。方形的那座东侧紧邻较小的圆形建筑基址，西南两面没能全部揭示，只揭露了7个圆形的红黏土或红黏土掺料姜石夯打而成的圆形“土墩”，从东北“土墩”的转角和分布看，这应该为一座长方形木构建筑。圆形的两座一小一大，小的那座（85YL VI F3）地表呈“边缘往中心缓缓隆起的圆形土台”，土台直径约7米，其上分布着一圈8个表面有硬面的圆“土墩”（由于破坏等原因，原先的土墩可能是9个或11个），墩径0.6-0.8米；大的那座（87YL VI F8）夹料姜地面呈西北一侧略凸的圆形，直径约8.5米，在这圆形地面中心有红黏土夯筑的直径约1米的圆形“土墩”，其外有两圈略小的圆“土墩”，内圈6个、外圈11或12个。方圆结合的那座（84YL VI F1）建筑基址南北残长12、东西宽约7米，四周有长方形平面的夯土墙，墙内地面中部大致呈圆形微隆起，“上面有8个埋深、直径不同的柱状遗迹围绕成一个圆圈”，大概也是前述“土墩”一类。长方形围墙南侧1.5米左右的地方，还有一道与南墙平行的短墙，其东北端与长方形围墙的东墙大致对齐，应该是该建筑的组成部分。

图四 二里头遗址仓储区的位置

对于这些比较特殊的建筑遗迹的功能，杜金鹏根据近旁往往分布有中高等级的墓葬，推断与宗教祭祀有关，是祭祀遗迹的一类——“坛”。曹大志则根据这些建筑遗迹路土不水平且柱间距很小，说明建筑的使用面不在地面上；柱础大而密度很高，说明上部荷载大等现象，参照考古发现的粮仓和民族志中的粮仓，认为这些建筑遗迹反映的是“圆形的干栏式仓储建筑”。我赞同曹先生的分析。二里头的这些特殊建筑遗存，其红黏土加料姜石的“土墩”，应该是为了防止承重柱下陷的柱下“磉墩”，由于其直径较大，其上可能还要放置木质的圆柱础，以防止柱脚被潮气侵蚀，这也可以作为架空粮仓的一个旁证（图四）。

在古代遗址的实例中和民族志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家庭储存粮食的窖穴或地面架空的粮仓，这些窖穴和粮仓规模都不大。曹大志先生注意到，二里头这些可能是粮仓的建筑，其规模比一般家庭的粮仓大，“二里头遗址的圆仓直径7-8.5米，与其接近的是东下冯的圆仓（8.5-9.5米）、灵石旌介的圆窖（7.8米）、洛阳战国粮窖（10米），此外隋唐的含嘉仓只略大一些（10-16米），这些都是官方粮仓。粮仓规模既反映建造的用材尺度，也说明粮食的储量，因此二里头圆仓的性质很值得关注。官方粮仓一般单独成片，距离居住区较远，二里头的圆仓位于遗址北部，似乎也符合官仓的特点”。这是很重要的见解，值得关注。二里头这些粮仓位于宫城区以北相当一段距离，其间未见其他重要建筑的报道，应当比较开阔空旷，有利于防火和防鼠。这些粮仓的方向，从那座有方形围墙的粮仓，其东南一侧设有短墙来看，或许这道短墙就是粮仓架空门廊的设施；而从那座一侧有凸起的圆形粮仓，西北突出部也可能就是架设木梯上下粮仓的位置。由此可推知，这些粮仓的方向都是南偏东或北偏西，与邑聚“井”字形路网的方向大致接近而偏角略大，其中一端朝向或者背靠宫城区的方向。这也是这些粮仓与宫城有关联的一个线索。此外，还应该注意的是，在目前发现的4座很可能是粮仓的建筑基址中，位于宫城区以北的中北区两座粮仓规模较大，而位于东北区的两座粮仓规模就小一些。或许当时这两个仓储区的重要性不一样，或许它们储存的粮食种类有所不同。

瑶族的干栏式粮仓

在二里头遗址正东区的东部偏北和东北区的东部，也就是当时的圪垱头村北一带（即III区偏南的位置），1973年二里头工作队除了发掘第二大期的8座中小型建筑基址，1座廊院式建筑基址的一部分（南北长19米以上，东西宽约4.5米）外，还钻探出3座夯土建筑基址，其中在圪垱头村北的一座“长宽各约60米”。1980-1981年，二里头工作队在这一带配合当地村民取土的考古发掘中，又清理出一座夯土台基上部已被取土破坏，木骨泥墙基槽尚存的规模较大的建筑基址，木骨泥墙围护的空间东西长28.4、南北宽5.3米，其北还有平行的一排柱洞，其始建年代在第二大期的前、后期之际，并一直使用到第二大期结束。另在上述两区域稍北的一点的地方，也就是东北区的东侧（仍然属于III区），2003年也曾发掘出一座大中型宫室建筑基址的局部，也是坐北朝南，南有带檐柱的前廊，墙槽南北长7.4、东西宽8.95米以上，其“时间年代不早于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在二里头文化四期废弃”，也属于第二大期的遗存。在距离宫城区已经有一定距离的东区和东北区东部，也就是靠近遗址东部边缘不远的区域，还有这样一些颇具规模的大中型宫室建筑基址，结合这一区域也是二里头遗址两个高等级墓葬分布区之一的现象，可以肯定，宫城以东这个区域应该是与宫城同时的仅次于宫城区域的高等级社群生息居住的区域。这样，宫城东墙开辟有三个宫城门，以连接中心区域与东区和北区，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