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蒙顶茶的兴衰历程及其原因解析

摘要：四川蒙山出产的蒙顶茶在唐代中期成为贡茶，闻名一时。宋王庠《雅州蒙顶茶记》认为其在唐肃宗乾元罢贡之后渐趋衰落，实际上蒙顶茶反在乾元罢贡之后走入大众生活，渐在唐后期成为名贵一时之天下第一茶。伴随着茶产业的不断发展，东南茶品相继崛起，其富有创新且得到官府大力支持，使得东南茶名声超越了蒙顶茶，蒙顶茶遂衰落为土人珍之的地方茶品。

关键词：蒙顶茶；《膳夫经手录》；建茶；《雅州蒙顶茶记》

四川雅安蒙顶茶历史悠久，在唐代被称为“天下第一”。蒙顶茶因山得名：“蒙山，在县西七十里，北连罗绳山，南接严道县……《九州记》云：‘蒙山者沐也，言雨露尝蒙，因以为名。山顶受全阳气，其茶香芳。’”［1］（卷77，P1553）到了宋代，“建茶日贵而蜀茶益不振，世遂不知蒙顶紫笋本天下第一”［2］（卷146，P561）。唐宋至明清诸多文献都言及蒙顶茶，当今学界亦给予蒙顶茶较多关注①，但未论及蒙顶茶在唐宋间由盛转衰的具体过程及原因，笔者乃试撰此文以说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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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蒙顶茶的兴盛

唐人杨晔《膳夫经手录》指出饮茶之风起于晋宋而盛于唐建中以后：“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至开元、天宝之间稍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已后盛矣”［3］（P524上栏）。唐后期李肇《国史补》称蒙顶茶为当时天下第一茶：“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牙，号为第一”［4］（卷下，P60）。宋人王庠《雅州蒙顶茶记》中却说唐中期肃宗乾元罢贡之后蒙顶茶就已经衰落：“雅安自肃宗乾元罢贡……代宗大历初……是时宫中已无蒙顶矣……岂非时人以天子委弃之物,不精其制造耶？”［5］（卷3122，P141））二人所言矛盾，唐蒙顶茶是否衰落于乾元罢贡之后？蒙顶茶的衰落是由于乾元罢贡造成的？

通过爬梳史料，可知蒙顶茶在唐代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乾元罢贡前的贡茶阶段；二是乾元之后至元和之前受人追捧的地位上升阶段；三是元和之后得享“天下第一”之称的兴盛阶段。《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天宝元年蒙顶茶成为贡茶。“雅州卢山郡……土贡：麸金、茶、石菖蒲”［6］(卷42，P1083)。雅州下辖五县，其中包括名山县蒙山。可见蒙顶茶在天宝年间成为贡茶，进入禁中。作为贡茶，唐代蒙顶茶品质极佳，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从自然条件方面讲，茶树喜欢温暖湿润的环境，充足雨水可以满足茶叶生长所需水分要求，良好的光照条件可以促进茶叶中营养物质的生成。《晁氏客语》云：“雅州蒙山常阴雨，谓之漏天（今雅安尚有‘雨城’之名），产茶极佳，味如建品，纯夫有诗云：漏天常泄雨，蒙顶半藏云，为此也。”［7］（P32）《太平寰宇记》引《九州记》云：“蒙山者沐也，言雨露尝蒙，因以为名。山顶受全阳气，其茶香芳。”［1］（卷77，P1553）可见蒙山气候十分适合茶树生长。同时茶树喜酸，一般生长于pH值为4．0—6．5之间的酸性土壤环境，有研究表明蒙山及周边土壤pH值介于3．93—5．37之间，非常适合茶树种植［8］(P430-435)。第二，从制造工艺讲，蒙顶茶较同期其他茶叶采制水平为高。唐时蒙顶茶经加工后，滋味固定、不随远距离运输而改变，《膳夫经手录》所记可证：

“新安茶，今蜀茶也。与蒙顶不远，但多而不精，地亦不下，故折而言之，犹必以首冠诸茶。春时所在吃之皆好，及将至他处，水土不同，或滋味殊于出处。惟蜀茶（指蒙顶茶）南走百越，北临五湖，皆自固其芳香，滋味不变，由此尤也重之。饶州浮梁茶，今关西、山东闾阎村落皆吃之。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也，其于济人百倍于蜀茶，然味不长于蜀茶”［3］（P524上栏）。

“自固其芳香，滋味不变”很好地说明了蒙顶茶的采制工艺及保质期长的优点。正是由于蒙顶茶的这些优点，使其在唐中期成为贡茶。

由于唐朝中央统治集团的腐朽，统治者骄奢淫逸，导致社会矛盾尖锐，爆发了安史之乱，唐肃宗为了维护统治、构建宽仁爱民形象的需要，表面上厉行节俭，于乾元元年下诏减少雅州贡蒙顶茶之例：“其天下百姓今年租庸并放免，其百司及府县诸色杂供各宜减半，其杂役，非切要者一切并停”［9］(卷9，P424)。到德宗继位初，下诏停止进贡。“诏山南枇杷江南柑橘，岁一贡以供宗庙，余贡皆停。”［10］(卷11，P320)蒙顶茶罢贡之后，在民间仍然受到大众特别是士大夫的喜爱。如白居易《琴茶》云：“琴里知闻唯绿水，茶中故旧是蒙山。”［11］（卷448，P5061）《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云：“红纸一封书后信，绿芽十片火前春。”［11］（卷439，P4909）孟郊在《凭周况先辈于朝贤乞茶》中写道：“道意勿乏味，心绪病无悰。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锦水有鲜色，蜀山饶芳丛。云根才翦绿，印缝已霏红。曾向贵人得，最将诗叟同。幸为乞寄来，救此病劣躬。”［11］（卷380，P4280）白、孟二人均为唐后期诗人，白居易非常感谢友人送来的“火前春”，专门写诗致意。火前春为蒙顶茶的一种。孟郊诗题目为“乞茶”，诗中更说“幸为乞寄来，救此病劣躬”，亦见当时士大夫对蒙顶茶的喜爱程度。再如《膳夫经手录》详载云：

“始，蜀茶得名蒙顶。于元和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是以蒙顶前后之人竞栽茶，以规厚利。不数十年间，遂新安草市岁出千万斤。虽非蒙顶，亦希颜之徒。今真蒙顶，有鹰嘴、牙白茶供堂，亦未尝得其上者，其难得也如此。又尝见《书品》论展、陆笔工，以为无等可居第一。蒙顶之列茶间，展、陆之论又不足论也。湖（州）顾渚、湖南紫笋茶，自蒙顶之外无出其右者”［3］（P524下栏）。

这些均可见唐代蒙顶茶并未随着乾元罢贡而衰落，反而更加兴盛。

蒙顶茶作为昔日皇室贡茶，又受到达官显贵、名人文士的追捧，流风之下，好之者愈众而评价愈高、名茶地位愈显，元和之后更上升为天下第一茶：“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牙，号为第一。”［4］（卷下，P60）；“湖南紫笋茶，自蒙顶之外无出其右者”［3］（P524下栏）可见前揭王庠唐蒙顶茶在乾元罢贡后即趋衰落的说法，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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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蒙顶茶的衰落

晚唐五代，伴随着唐王朝的衰亡，蒙顶茶开始衰落。以至于在五代时期蒙顶茶出现了一些以神道自矜的说法，前蜀毛文锡《茶谱》载：

蜀之雅州有蒙山，山有五顶，顶有茶园，其中顶曰上清峰。昔有僧病冷且久，尝遇一老父，谓曰：“蒙之中顶茶，尝以春分之先后，多构人力，俟雷之发声，并手采摘，三日而止，若获一两，以本处水煎服，即能袪宿疾。二两，当眼前无疾。三两，固以换骨。四两，即为地仙矣。是僧因之中顶筑室以候，及期，获一两余，服未竟而病瘥。时到城市，人见容貌，常若年三十余，眉毛绿色。其后入青城访道，不知所终［9］(卷17，P349)。

此类说法借用神异之事以自矜夸，实际上从侧面也反映了当时蒙顶茶“天下第一”的地位已不复存在，至少受到了严重挑战，才不得不附会其说以期保持影响。但其后“中顶草木繁密,云雾蔽亏，鸷兽时出,人迹稀到矣”［9］（卷17，P349），中顶作为蒙顶茶精品的产地最终荒废，可见随着唐王朝的灭亡，享有“天下第一”名头的蒙顶茶终告衰落。

到了北宋前期，至和年间雷简夫任雅州知府时，意欲振兴蒙顶茶，曾亲自督促采制蒙顶茶并送给梅尧臣品鉴。梅尧臣在《得雷太简自制蒙顶茶》诗中云：“蜀荈久无味，声名谩驰骋。因雷与改造，带露摘芽颖”［13］（卷55，P392上栏）。可见蒙顶茶在北宋前期已经衰落。北宋中期文彦博《蒙顶茶》一诗中道：“旧谱最称蒙顶味，露芽云液胜醍醐。”［14］（卷4，P611上栏）神宗元丰四年以后，蒙顶茶成为茶马交易商品：“其雅州名山茶，令专用博马。”［15］（卷314,元丰四年秋七月己丑，P7600）此为后世沿袭，徽宗时“青唐之马最良，而蕃食肉酥必得蜀茶而后生，故熙丰时置茶马司，大率以茶一笼计费三千而易百千之马，岁以蜀茶易马二万”［16］（卷45，P481）。可见，北宋时蒙顶茶已为讲究饮茶的宋人所不取，只能卖到少数民族地区了。垂至南宋，“旧博马皆以粗茶。乾道末，赵彦博为提举，始以细茶遗之。今雅州徼外夷人亦有即山种茶者，由是纲茶遂为夷人所贱。然蜀茶之细者，其品视南方已下，惟广汉之赵坡、合州之水南、峨嵋之白芽、雅安之蒙顶，土人亦自珍之，但所产甚微，非江、建之比也”［17］(甲集卷14,P306）。可见当时蒙顶茶仍然只能销售到边远地区，虽仍被其地土人“珍之”，但必然严重影响茶户获利，因此产量也大大降低了，彻底走向了衰落。正如王庠所谓“宋建茶日贵而蜀茶益不振，世遂不知蒙顶紫笋本天下第一”［2］（卷146,P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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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顶茶衰落的原因

据上，蒙顶茶衰落的原因并非乾元罢贡，那么具体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唐末五代东南地区经济发展，出现了大批产茶中心，两浙、福建路所产茶叶的确品质更高。随着宋朝的统一，东南地区在统一过程中受战争影响较小，尤其是吴越、南唐故地，东南地区经济持续发展。伴随经济发展，高端茶消费群体增多，加之东南地区适合茶叶生产与制造，使得东南地区出现大批产茶中心，尤以浙江、福建为多。浙江、福建位于东部沿海，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西北有山脉阻挡寒风，东南又有海风调节，温暖湿润为气候的显著特征。尤其福建年平均气温15℃—22℃，年平均降雨量为1400—1900毫米，是我国雨量最丰富的省份之一。雅安年平均降雨量为1000毫米，年平均气温15℃。其地气候条件优于雅安。福建地区建茶在五代经过技术革新所创腊面茶、京铤茶。“五代之季，建属南唐。岁率诸县民采茶北苑，初造研膏，继造蜡面。既又制其佳者，号曰京铤”［18］（P7）。与传统茶相比，腊面茶增加了生产工序，在茶叶加工时，经揉压去掉部分茶汁，调和了茶汤的滋味，经揉压可减少茶的苦涩味，有的还加入冰片等香料；二是改善了茶的形态，改制后的腊面茶由于茶叶质地较细，茶饼表面光滑如腊，故有“腊面”之称。南唐保大四年(946)推出的“的乳”(茶号京铤)，成为南唐北苑的著名茶品。从研膏到腊面再到京铤，是唐到五代，东南地区制茶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研膏茶所具有的苦涩口感被建茶所改进，使其在品质上高于其他地区茶制品。建茶入宋之后更加重视创新，推出大量茶叶种类。太宗时期，推出龙凤茶，极大迎合了统治者，更为其招徕了大量顾客。“建州岁贡大龙、凤团茶各二斤”［19］（卷8,P124）。太宗后期又添造石乳等茶，专门用于赏赐：“讫今岁出三十余万斤。凡十品，曰龙茶、凤茶、京铤、的乳、石乳、白乳、头金、蜡面、头骨、次骨。龙茶以供乘舆及赐执政、亲王、长主。铤，舍人近臣赐京铤、的乳。馆阁白乳。龙、凤、石乳茶，皆太宗令造”［20］（后集唐宋时期蒙顶茶的兴衰及原因卷11，P84）。仁宗庆历（1041—1048）中，有大小龙团。“始别择茶之精者为小龙团十斤以献，斤为十饼”［19］（卷8,P124）。此后每年“岁造小龙、小凤各三十斤，大龙、大凤各三百斤”［18］（卷15，P455）。徽宗在大观（1107—1110）至宣和（1119—1125）年间至少添创了四十种新品贡茶：贡新銙、试新銙、白茶、龙园胜雪等［18］(P20)。可见入宋之后，两浙、福建路所产茶叶在品质上较高。因蒙顶茶产地距经济发达地区较远，高端茶叶消费群体少，对茶叶改进创新的需求小，致蒙顶茶在创新改进其品质方面落后于东南诸茶。

第二，由于气候原因，两浙尤其是福建路所产茶叶能够更早上市，有利于抢占市场，久之自然后来居上。东南地区地理位置导致茶叶早熟，能率先在市场上抢占先机。蒙顶茶产出于春夏之交。“蒙顶为最佳也，其生最晚，常在春夏之交”［21］（卷4,P37）。建茶则在惊蛰就已萌芽。“岁多暖，则先惊蛰十日即芽；岁高寒，则后惊蛰五日始发。先芽者气味俱不佳；惟过惊蛰者，最为第一”［22］（P66）；“北苑其地暖，才惊蛰，茶芽已长寸许”［20］（后集卷11,P84）。建茶惊蛰时即可采摘，足比蒙顶茶早一月有余。建茶所在地理纬度较蒙顶茶为低，建茶纬度为北纬26度，蒙顶茶生长的纬度为北纬30度。且福建毗邻东海，海洋性气候强。较蒙山光热条件为好，故建茶生产时间更长，产量更高。

第三，宋代两浙、福建是教育极为发达的地区，据邱志诚先生考证“宋代近七成的县学是设于长江以南，其中两浙路最多，达到78所；其次江南西路53所；再次福建路45所；再再次江南东路39所。”可见在宋代两浙、福建的入学率较高，则其地人民文化水平较高②。福建籍士大夫撰写了大量茶谱著作及茶诗茶文，起到了很好的广告宣传作用。如：福建仙游人蔡襄《茶录》；福建建安人宋子安《东溪试茶录》；福建建阳人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书末收录熊蕃所作《御苑采茶歌》10首；福建建安人黄儒《品茶要录》；福建侯官人曾伉《茶苑总录》。以上茶书均为福建籍士大夫所著，宋代出版业发达，随着众多福建籍茶书的付梓，使其传播范围更广，“自建茶出，天下所产皆不复可数”［20］（前集卷46，P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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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综上所述，蒙顶茶兴盛于唐中期，因贡茶而兴，随着乾元罢贡，走入大众视野，唐后期遂成天下第一茶。随着唐王朝的灭亡，蒙顶茶盛名不再，五代渐衰，入宋彻底衰落为土人亦自珍之的二流茶叶。究其原因：首先，随着东南地区经济发展，涌现众多产茶地，其所产茶品质更高。其次，因东南地区良好的气候条件，使其所产茶叶能够较早进入市场。最后，两浙、福建在两宋为教育发达地区，福建籍士大夫撰写茶叶相关书籍诗文给当地茶叶起了很好的广告作用。

作者：康晨曦；来源：林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