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乾隆丨珐琅彩芍药雉鸡图玉壶春瓶
高16.3厘米,口径4厘米,底径5厘米
馆方说明:小撇口,长颈,腹部下端丰满,圈足。瓶胎质细腻洁白,胎体轻薄,釉面莹润如玉,上用珐琅彩绘画。颈部用蓝料彩绘上下两组蕉叶纹,腹部珐琅彩绘芍药雉鸡图:两只雌雄雉鸡栖身于山石上,彼此相偎,作态亲昵,周围衬以芍药花及秋季花草。空白处墨彩题诗:“青扶承露蕊,红妥出阑枝。”引首朱文“春和”印,句尾白文“翠铺”朱文“霞映”二方印。瓶底赭彩四字方款“乾隆年制”。
说明文字中的“两只雌雄雉鸡栖身于山石上”有误,应为雌雄红腹锦鸡,并非雉鸡。红腹锦鸡雄鸟头顶及背有耀眼的金色丝状羽;枕部披风为金色并具黑色条纹;上背金属绿色,下体绯红。翼为金属蓝色,尾长而弯曲,中央尾羽近黑而具皮黄色点斑,其余部位黄褐色。雌鸟体型较小,为黄褐色,上体密布黑色带斑,下体淡皮黄色。
锦鸡以其华美之翎羽、优雅之姿态,深为古人所喜爱。有清一代,二品文官的补服上,都绣着锦鸡的形象。乾隆十五年,宫廷画家余省、张为邦所绘之《鸟谱》中,锦鸡绘于第五册,引用古书中言其“甚有文彩”“焕耀如锦”“为王者冠服之饰”,知锦鸡于清人心中地位极高。
台北故宫博物院之郎世宁作《锦春图》,图绘山涧溪流,二锦鸡栖立湖石上,石旁杂卉、绿竹、灵芝丛生,寓“春光似锦”。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两岸故宫各收藏的一件雍正时期的珐琅彩雉鸡牡丹纹碗,其上的雉鸡也应定为锦鸡更为恰当。雉鸡和红腹锦鸡虽都属鸡形目雉科,但雉鸡为雉属,红腹锦鸡为锦鸡属,二者在生理形态上存在区别,以雉鸡来统称这类纹饰,不甚严谨。
另一件同题材瓷胎画珐琅作品,可参见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珐琅彩锦鸡花卉诗文蒜头瓶。
二、清乾隆丨珐琅彩胭脂紫轧花地宝相花纹瓶(一对)
高25厘米、口径6.7厘米、底径6.5厘米
馆方说明:这对勾连瓶,撇口,长颈,长圆腹,假圈足。颈部蓝色地,朱红色条状图案,作螺旋状绕颈一周。腹部胭脂紫地,锥剔出凤草纹,黄地开光绘三组宝相花纹,色彩光亮油润。瓶里及底均施淡绿釉,釉表呈现折光不强的皱纹,口、肩部描金彩,底中心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红色方款。此瓶富丽堂皇,采用轧道工艺装饰手法,体现了清乾隆崇尚华贵艳丽的审美风尚。
此瓶是典型的乾隆洋彩风格。台北故宫廖宝秀指出:“磁胎画珐琅成对纹饰为不统一的画样,但同属珐琅彩釉的洋彩,其成对纹饰则大多相同,此一区分是乾隆刻意制作或因其他缘故,暂无定论,但据实物资料统计,此一现象确实存在。”
换言之,乾清宫所藏瓷胎洋彩与瓷胎画珐琅大多成对制作,但二者表现手法有所不同。瓷胎洋彩的形制、纹饰、构图与处理细节,几乎完全一样;瓷胎画珐琅,外形虽一样,纹饰细节处略有差异。这种完全相同与同中有异的特征,为辨识瓷胎洋彩与画珐琅的基本重点。
三、清乾隆丨珐琅彩宝相花纹兽首衔环耳瓶
(未查到尺寸信息)
馆方说明:小瓶小盘口,短颈丰肩,肩上两个兽首衔环形耳,假圈足,白瓷胎,松绿色釉器里,外壁黄釉轧花地珐琅彩绘宝相花纹,底有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款。宝相花相传它是一种寓有“宝”“仙”之意的装饰图案。此瓶珐琅彩色彩纯正,厚而不酱,造型端庄精美,绘画精细,选取宝相花为主体吉祥纹饰,令人赏心悦目。
有两点存疑。其一,此瓶同样宜称洋彩,而非珐琅彩。
香港苏富比2009年曾拍过一只玫茵堂旧藏的同题材作品,定为“清乾隆 黄地洋彩轧道锦地折枝蕃莲纹铺首活环盘口小瓶”。
瓶高11厘米,丰肩,敛腹斜收至足,短颈盘口。肩上作矾红兽面描金铺首,衔金彩活环。瓶身黄彩轧道锦地,上作洋彩折枝蕃莲纹,颈缀回纹,下饰如意云头,腹底作仰莲瓣垂珠纹。瓶内及外底施松石绿釉,底心留白方框,内书青花“大清乾隆年制”三行六字篆款。
其二,津博这只瓶上的花纹称番莲纹似更为恰当。宝相花一般是以某种花卉(如牡丹、莲花)为主体,中间镶嵌形状不同、大小粗细有别的其它花叶,尤其在花芯和花瓣基部,用圆珠作规则排列,似闪闪发光的宝珠。番莲纹亦称西番莲纹,西番莲原产南美洲,茎成蔓状,其叶五分裂如手掌,叶柄基脚有托叶甚大。番莲纹常见于乾隆时期的彩瓷上。